自救之道

　　在那部根據墨西哥女畫傢弗裡達的生平拍攝的電影《弗裡達》裡，我忽略瞭作為影片主幹的那些情事，卻緊緊盯著她作畫的那些場面，手指都快要摳進椅子的扶手裡去。

　　她１８歲那年遭遇瞭一場車禍，使她的脊柱、鎖骨、肋骨斷裂，骨盆破碎，右腿１１處骨折，病痛從此就成為高懸在她頭上的利劍，時不時召她回去接收警訊。她一生中大約經歷瞭３０次手術，到１９５４年離世，始終被疼痛困擾，她就帶著疼痛作畫，躺著畫、半側著畫、趴著畫，把畫框懸掛在頭頂上畫，以各種能夠使疼痛減輕一點的姿勢畫。

　　不畫可以嗎？不，不畫，她就活不下去。生命如此短促，生活如此凡庸，終於找到突圍之路，就要緊緊抓住。疾病已經不可能逆轉，生命的終點遙遙在望，誰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為億，讓全世界都同感同受。躺在床上，卻有時間流走的聲音如此驚心。畫畫，是唯一的。甚至那些近乎癲狂的性事也是。

　　那是唯一的自救之道。就好像凡·高一定要畫，臨死前的一年，一天一張作品；就好像肺結核肆虐時期的音樂傢一定要寫，越是死亡逼近越要加速燃燒，三五年的作品總量超過後世音樂傢半生所為；就好像，伊迪斯·皮亞芙一定要唱，她說“不唱，我就活不下去瞭”，還一定要在知道自己的身體出瞭問題後，抓緊時間開始巡回演唱；就好像，路遙一定要吐著黑血寫作，不寫，他就更加活不下去瞭；就好像，我的表叔，一定要在癌癥的終末期，掙紮著站上講臺講課——他有個曾經震動華夏的名字，他叫蔣焦影。若非身臨其境，你一定當那是種不可理喻的刻苦姿態。但隻有身在其中才知道，讓剩下的時間盡量豐盛起來，讓生命的密度盡量瓷實一些，是唯一的自救之道，是對抗人生終極問題“人生的意義”的唯一方法，是抵消茫茫宇宙自身如此渺小感覺的唯一路徑。